阿特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以肩膀支持着天。阿特拉斯如果耸耸肩膀，天当然就会震动，地上的人们就会惊恐。安·兰德的这本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假如支撑着这个世界的人们也耸耸肩膀，社会将会怎样？
　　写作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兰德一直称其为《罢工》，罢工的主体则十分特殊，是社会中具有思想的个体，每个行业中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这包括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家、艺术家、法官、哲学家、发明家、学者等等。在小说中，这些人不约而同地从社会中退出，进入一个山谷，过上一种乌托邦式生活，这可以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乌托邦。至于外面的世界，则因为缺少了他们，而陷入大混乱乃至濒临崩溃。
　　兰德用很多笔墨描述了这个乌托邦世界的美好，及其运转的基本原则，由此呈现了她的金钱观、道德观、政治观。正是这些原则，吸引着几代美国人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阅读这部厚达上千页的小说。
　　这些具有创造性的人士为什么要罢工？因为他们觉得社会对他们十分不公。在兰德的观念中，人总体上被划分为两类，推动者和寄生者，或者创造者与掠夺者。这个世界真正的创造者就是"思想"（mind），但只有少数人是具有这种思想的，正是他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比如，艺术就是具有艺术才能的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财富就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以此类推。
　　相反，其他人则从这些人士的创造中获益。比如，整个社会从企业家创造的财富中受益。兰德把这类人称为"寄生者"。有一种理论说，资本家、企业家在剥削工人。但安·兰德会说，其实是工人在剥削企业家。因为，没有企业家对资源的高效率组合，就不可能创造出财富。
　　但是，按照小说中的说法，这些人，或者说社会，对这些创造者并不领情。相反，由于受到种种错误的观念的影响，他们攻击这些创造者是贪婪的、无耻的，将其划入道德上谴责的范围。兰德说，人类的大多数道德体系都犯了这样的错误。同时，人们也借政府之手采取很多掠夺性措施，比如侵犯创造者的财产权，采取国有化、集体化、平均分配、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政策，试图将创造者创造出的财富装入自己口袋。创造者们决定给这个忘恩负义的世界一个教训，就来了一次罢工。
　　这样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掠夺者"的说法也可能比较刺耳。但是，这种描述确实以一种极端的形态揭示了人类历史上经常存在的状态，即人的创造性遭到压制，而社会遭受损害。以经济方面而言，中国即曾经接受着资本家剥削理论，进而以国家权力取消私人企业，对经济实行集体化，用权力来计划、组织经济活动。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停滞，民众最基本的消费需求也得不到满足，社会陷入普遍的贫困之中。最终引起社会反弹，恢复了市场，让企业家来组织经济活动。一旦企业家的创造性获得发挥空间，财富就被迅速创造出来。
　　其他领域、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凡是人的创造性被压制而无法正常发挥的领域、社会，必然陷入普遍的困境，创造者当然无法获得本来获得的福利，即便是普通人，也无法享受到本来可以搭便车享受的福利。
　　因此，毫不奇怪，人类为了追求幸福，一直在寻找、创造、维持、改进那能够使人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框架。比如，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保障个人自由、平等的制度。表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市场制度。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之所以好于计划-国有体制，就是因为，企业家的创造性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家们可以在无数方向上进行创新，而缺乏必要的信息的计划当局和缺乏足够激励的国有企业管理层，是不可能进行这类创新的。同样，表达自由制度也为艺术家的创新提供了充分空间，司法独立制度为法官发挥其司法技艺提供了充分空间。
　　当然，享受到这些制度之利的，不只是安·兰德所说的创造者，也包括消费者、艺术品鉴赏者、案件当事人等等普通公众。其实，把社会中的人区分为创造者和寄生者，或许并不妥当。因为，市场制度，以及一切旨在保障人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制度的最大优势恰恰在于，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创造者。在国有加计划的体制下，谁管理企业是由上面决定的，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企业家。而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实际企业家。一个普通农民在计划体制中只能当农民，穷困一生，而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无数农民成了企业家。
　　因此，所谓创造者与寄生者的区分只是临时的。在安·兰德所描述往的乌拓邦中，其实每个人既是创造者，又分享着别人的创造的成果，所有人互为创造者-寄生者。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斯密所揭示的分工，恰恰是这种分工，让每个人可以集中于自己的优势，其创造性可以发挥到极致。但每个人又都是自由的，可以重新选择，所以，每个创造者也都面临着竞争压力，即便是成功的创造者也必须不断保持心智的敏锐与活跃，与潜在的竞争者进行竞争。
　　只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和道德气氛中，阿特拉斯才不会耸肩，因为，所有人都是阿特拉斯；创造者也不会罢工，因为，人人都是创造者。如何实现这样的制度？这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